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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科院李国杰院士:计算机技术需要拐点印刷胶辊

文章来源:丰功机械网  |  2022-11-09

中科院李国杰院士:计算机技术需要拐点 7月底的一个下午,在中科院计算所办公楼11层,本报记者见到了正在伏案工作的李国杰院士。拿过记者事先打印好的采访提纲,十分钟的翻阅圈点后,他回到记者面前:“我们开始吧。”

窗外细雨霏霏,室内谈笑风生。在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,记者领略到一位长者“经过”后“知难易”的沧桑情怀,感受到一位过来人评判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历史眼光,聆听到一位专家对计算机技术发展趋势的真知灼见,更看到一位科学家对快乐和幸福的独特解释。

事非经过不知难

记者:李老师,今年是中国计算机事业创建50周年,也是中科院计算所建所50周年。您本人从1987年回国后,一直在计算所工作。这20年间,哪些事情给您的感受最深?

李国杰:我是1986年底回国的,到今年年底刚好双龙配件20年,这其中有很多酸甜苦辣。我争取在年底前,把过去发表的一些文章,汇集出版一本书——《20年的探索》。

如果用比较简单的话表达我这20年来的体会,可以归纳为两点,第一个是“事非经过不知难”,意思是说,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太知道其中的难。

我们现在做的事情,一般都要100人以上的团队一起攻关,这个难度跟个人攻关是不一样的。但是,“事非经过不知难”更多地还不是指这个。曙光机已经走过了十几年,走过以后,你会发现,把一个科研成果变成真正有一定规模的产业,是非常非常难的。

这个难的关键在于,对于国人自己研发的高新技术产品,我们国家的许多用户抱有一种不太信任、不太支持的态度。很多人都是在旁边喊加油:“努力啊,努力啊,你做得跟国外产品一样好,我就买你的。”做自己的芯片也好,操作系统也好,计算机也好,都是遇到这样的情况。有人说我们是在沙漠里面学游泳,而不是在水里面学游泳,因为缺乏应用环境。

记者:那有没有一些比较鼓舞人心的案例呢?

李国杰:昨天我去了一趟平谷。让我很感动的是,平谷区委区政府明确表示,平谷区的电子政务一定采用国产软件。他们说,我们知道国产软件不如国外软件稳定,但是我们就是要用它,这样国产软件才能进一步稳定和完善。这样的干部多了,高新技术发展就容易多了。

记者:在研究成果产业化方面,您带领曙光走过了一条光辉而艰难的道路,令人敬佩。那么,您另一个体会是什么呢?

李国杰:“事非经过不知易”。什么意思呢?我们中国的很多事情包括高新技术产业,搞不起来的一个原因是,你还没做,就有人先跟你说这个很难做出来。事实证明,做起来并没有当初有些人吓唬的那么难。

比如,做芯片的时候,有人直接给中央领导写信,说国家出几千万块钱,计算所几十个人能做出芯片来的话,是“天方夜谭”。有些国外的人甚至说我们是小孩“过家家”。但是计算所的人偏不信这个邪,尽管投资是国外企业的十分之一,甚至是百分之一,我们就是要把东西做出来。经过4年左右的努力,在实际性能方面,龙芯已经做到中低端奔腾4的水平。

前几年宣传自主创新的时候,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,要有自信心。我们的队伍并非身经百战,但是经过这两三年的锻炼后,国外专家评价说,这是一支高水平的世界级队伍。

自主创新技术比重将越来越大

记者:您刚才提到,国内的需求环境、科研环境对高新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压力。那么,如果站在50周年这个时间点上看,您觉得中国的计算机事业这50年发生了哪些变化?

李国杰: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应该分为几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前,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,那时中科院计算所做计算机,只是为了解决两弹一星的问题。你不能否定当时的做法,用今天的眼光来批判昨天,说当时就应该搞产业化。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,你要看当时为什么发展计算机,当时成立计算所是为了干什么。没有两弹一星,我们国家也站不起来,你还谈什么发展?

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,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。当时国内做的,现在听起来不好听,就是做代理,卖机器,做oem。联想就是走的这条路。用今天的眼光来看,这样做好象又不对:为什么你要做代理,自己不做?此一时,彼一时,当时没这个能力啊。也不是没内江做过,计算所做过386等,但是没有什么竞争力。

第三个阶段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,开始用自己的技术来发展产业。

总体来说,回顾我国计算机产业的发展,要用历史的眼光:取得了很多成绩,也存在很多问题。计算机产业的发展,在自主创新方面,在对自己技术的重视程度上,不如通信产业。

7月底的一个下午,在中科院计算所办公楼11层,本报记者见到了正在伏案工作的李国杰院士。拿过记者事先打印好的采访提纲,十分钟的翻阅圈点后,他回到记者面前:“我们开始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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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国杰:我是1986年底回国的,到今年年底刚好20年,这其中有很多酸甜苦辣。我争取在年底前,把过去发表的一些文章,汇集出版一本书——《20年的探索》。

如果用比较简单的话表达我这20年来的体会,可以归纳为两点,第一个是“事非经过不知难”,意思是说,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太知道其中的难。

我们现在做的事情,一般都要100人以上的团队一起攻关,这个难度跟个人攻关是不一样的。但是,“事非经过不知难”更多地还不是指这个。曙光机已经走过了十几年,走过以后,你会发现,把一个科研成果变成真正有一定规模的产业,是非常非常难的。

这个难的关键在于,对于国人自己研发的高新技术产品,我们国家的许多用户抱有一种不太信任、不太支持的态度。很多人都是在旁边喊加油:“努力啊,努力啊,你做得跟国外产品一样好,我就买你的。”做自己的芯片也好,操作系统也好,计算机也好,都是遇到这样的情况。有人说我们是在沙漠里面学游泳,而不是在水里面学游泳,因为缺乏应用环境。

记者:那有没有一些比较鼓舞人心的案例呢?

李国杰:昨天我去了一趟平谷。让我很感动的是,平谷区委区政府明确表示,平谷区的电子政务一定采用国产软件。他们说,我们知道国产软件不如国外软件稳定,但是我们就是要用它,这样国产软件才能进一步稳定和完善。这样的干部多了裁刀,高新技术发展就容易多了。

记者:在研究成果产业化方面,您带领曙光走过了一条光辉而艰难的道路,令人敬佩。那么,您另一个体会是什么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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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,做芯片的时候,有人直接给中央领导写信,说国家出几千万块钱,计算所几十个人能做出芯片来的话,是“天方夜谭”。有些国外的人甚至说我们是小孩“过家家”。但是计算所的人偏不信这个邪,尽管投资是国外企业的十分之一,甚至是百分之黄金首饰一,我们就是要把东西做出来。经过4年左右的努力,在实际性能方面,龙芯已经做到中低端奔腾4的水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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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:您刚才提到,国内的需求环境、科研环境对高新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压力。那么,如果站在50周年这个时间点上看,您觉得中国的计算机事业这50年发生了哪些变化?

李国杰: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应该分为几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前,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,那时中科院计算所做计算机,只是为了解决两弹一星的问题。你不能否定当时的做法,用今天的眼光来批判昨天,说当时就应该搞产业化。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,你要看当时为什么发展计算机,当时成立计算所是为了干什么。没有两弹一星,我们国家也站不起来,你还谈什么发展?

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,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。当时国内做的,现在听起来不好听,就是做代理,卖机器,做oem。联想就是走的这条路。用今天的眼光来看,这样做好象又不对:为什么你要做代理,自己不做?此一时,彼一时,当时没这个能力啊。也不是没做过,计算所做过386等,但是没有什么竞争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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